伍德麥肯茲 | 如何在亞太地區實現CCUS？
2022-11-09 09:39 來源：伍德麥肯茲WoodMac 瀏覽：
為捕集發電和工業中使用的化石燃料產生的碳排放，全球各地擬籌建CCUS項目，產能規模目前接近10億噸二氧化碳/年。按照目前的增長率，2030年的CCUS產能將接近實現溫控1.5攝氏度目標下的水平。
但CCUS項目在全球的分布不均衡，三分之二分布在北美，其中西方的石油天然氣公司占據領跑位置。西方具備這項優勢的基礎主要在于西方有專門的立法：美國大幅領跑全球是因為其針對石油天然氣項目的碳封存，出臺了45Q稅收抵免激勵法律條款，而加拿大對CCUS的支持辦法是征收較高的碳稅，出臺低碳燃料標準，實行“資產成本津貼”規則——即，可以折舊某些業務資產用于抵稅（譯注：《加拿大所得稅法》不允許將資本性支出作為稅收扣除項，但允許將特定類別的資產折舊用于抵稅，這些資產類別中包含減排資產）。與此同時，歐洲各國政府也已出臺CCUS樞紐的扶持政策，包括給予項目開發補助以及頒發二氧化碳地質封存項目許可證。
但亞太地區大部分國家的情況不一樣，目前只有澳大利亞和日本有在役CCUS項目，大多數國家的政府現在才認識到政策支持對推動CCUS投資至關重要。
亞太地區各國政府必須采取哪些行動來確保新CCUS項目增加？哪些國家當前的進展最快？石油天然氣公司在整個亞太地區CCUS項目落地方面可以發揮什么作用？
亞太地區的CCUS項目雖然起步較慢，但目前呈增長態勢，預計到2030年，CCUS累計產能將達到9,000萬噸二氧化碳以上，不過許多項目能否落地仍存在風險，需得到進一步的法規支持。
澳大利亞的油氣上游和液化天然氣生產商在這方面處于領跑地位。雪佛龍的Gorgon項目盡管面臨挑戰，但仍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在運CCUS項目，設有專門的碳封存設施（北美幾個規模較大的項目使用二氧化碳來提高石油采收率）。
澳大利亞的許多液化天然氣項目都在脫碳方面面臨很大挑戰。Ichthys、Prelude和Barossa（即，達爾文液化天然氣項目，簡稱“DLNG”）等項目碳排放量在全球所有液化天然氣綜合項目中位居居首，使CCUS、可再生能源、電氣化和電池投資至關重要。
澳大利亞的CCUS投資獲得了該國強有力的政策和法規支持。自2021年以來，CCUS項目可以獲得澳大利亞碳信用單位（ACCU），這些碳信用單位可以用來抵消碳排放，也可以用來出售。此外，澳大利亞在今年9月授予了幾份海上溫室氣體評估許可證，目的是評估卡那封（Carnarvon）盆地和波拿巴（Bonaparte）盆地建造CCUS樞紐項目的碳封存潛力。
我們認為澳大利亞有近90萬億立方英尺的未開發天然氣資源。要開發這部分資源，不僅僅需要高氣價和合作者一致的目標——實現天然氣價值鏈的脫碳，包括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才是真正的關鍵。
中國CCUS項目潛力正在吸引國家石油公司及其國際合作伙伴的投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目前計劃在準噶爾盆地建設中國首個CCUS樞紐，將工業生產中產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封存在盆地枯竭的油氣儲層中。同樣，殼牌、埃克森美孚和中海油也于六月宣布了一項諒解備忘錄，對在中國大亞灣建設首個大型海上CCUS樞紐開展評估。
迄今為止，中國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和CCUS方面的政策支持仍然不足以促進大規模的CCUS投資。但如果措施/政策到位，那么中國國家石油公司極有可能將廢棄的油氣開采盆地轉化為CCUS樞紐。
在東南亞，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最先認識到CCUS的潛力，但兩國自此之后的進展不一：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已經成為東南亞在CCUS方面的新晉領跑者，以Kasawari項目作為重點，而印度尼西亞還停留在紙面階段。由于評估結果不如意，西班牙雷普索爾公司可能會將被視作印尼上游CCUS旗艦性項目的Kali Berau Dalam降級。
亞太地區的CCUS項目最終能否成功，取決于法規支持和商業吸引力，因此仍有許多工作要做。該地區大部分國家都給予財政優惠條件、補助和稅收抵免激勵，但足夠高的碳價和碳封存許可還不到位，但已有進展。澳大利亞已經推出碳信用，中國已經落實了碳排放交易體系（ETS）。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也正在制定類似的計劃。
CCUS項目開發商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CCUS成本為多少？如果CCUS收益和可節省的減排成本沒有可預見性，CCUS項目將停滯不前。此外，支持性法規框架也須明確許可證授予流程、責任分配以及對現有財政條款的影響。隨著法規的發展，亞洲CCUS項目還可以考慮吸引那些希望自愿性碳市場（VCM）購買碳信用來抵消碳排放的大型公司和基金。
亞太地區各國政府和石油天然氣生產商通常將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視為單一項目碳排放解決方案，這在規模和雄心上與歐洲和北美大相徑庭。歐洲和北美無論在政策上還是在投資上目前都正在朝開發規模更大、綜合程度更高的商業CCUS樞紐發展。這涉及在工業二氧化碳產生源附近建設全盆地范圍的二氧化碳封存產能集群，通過規模效應和成本分攤，降低CCUS項目開發風險。目前，CCUS樞紐項目占計劃籌建的CCUS項目的80%以上，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樞紐項目位于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必須有CCUS項目運作。澳大利亞和中國目前正在推進CCUS樞紐概念，但需要樹立更大的雄心。舉個例子，殼牌目前正在考慮如何利用砂拉越近海枯竭儲層（或含水層）幫助附近的新加坡等地加大脫碳力度。這樣的雄心正是亞太地區所需要的，但這類跨境CCUS樞紐需要具備法規、商業和技術方面的專門配套措施，而這種配套措施的規模是亞太地區尚不具備的。
除澳大利亞以外，整個亞太地區的CCUS發展步伐在很大程度上由國家石油公司決定，而不是像歐洲和北美那樣由私營公司決定。這可能會產生與歐洲和北美不一樣的結果：在中國，國家石油公司背后的中央政府規劃，可能加快項目審批和開發進度。但在其他國家，國家石油公司主導CCUS的風險可能會使國際石油公司避免深入參與CCUS項目。
盡管亞太地區有籌建CCUS產能的勢頭，但要實現205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還需要大幅加快進展。該地區的上游油氣企業和液化天然氣企業可以起帶頭作用，不僅可以利用CCUS實現其油氣項目的脫碳，還有望為油氣價值鏈之外的能源密集型行業提供碳捕集服務。
在伍德麥肯茲設想的“將全球溫升控制在1.5度”的加速能源轉型情景中，亞太地區的CCUS產能將占全球的50%左右。該地區各國政府和企業必須從現在起果斷采取行動，確保實現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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