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家大型的互聯網企業，都因為數據隱私過得都不太安生。
阿里系這邊，旗下子公司支付寶被爆出在“年度賬單”活動中，靠默認勾選套取用戶數據;騰訊系也不消停，先是吉利控股董事長李書福公開質疑微信偷看用戶聊天記錄，幾天后騰訊和廣州市政度試推出的全國首張“微信身份證”又被指責“動機不純”;撇開這兩家，號稱中國最大的內容平臺的今日頭條，被質疑利用手機麥克風獲取用戶數據隱私……
一時間，在數據安全問題上，中國網民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中，而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則同時陷入深度信任危機中。
說起來，數據隱私是從什么開始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的呢?
本文圖片均來自微信公號“俠客島”
隱私
不可否認，人類長期有著被隱私問題所困擾的歷史。
香港大學法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胡凌就曾指出，自打我們從農業社會逐漸邁入城市商業社會，從熟人社區轉向陌生人的社區，我們就更注重隱私了，所以建筑材料被要求更加隔音、窗戶要更加阻光，人們也更傾向于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鴿子籠”中。
而從信息技術和相關設備發明以來，情況就更糟糕了，開始不斷有人高喊著“隱私已經終結”。你看，相機和攝像頭的發明，便利了對人的偷拍和監控;電報和電話的發明則讓我們更容易遭到竊聽;計算機的發明，讓個人隱私傳播更加方便;而一定規模的身份證號、手機號碼倒賣市場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從技術上來說，我們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也在于此。
但客觀上來說，這樣的隱私困擾還沒有構成對整個社會的威脅。在胡凌看來，它還大多停留在物理層面和空間層面。雖然有相機或者攝像機，但總體而言，國家、商業組織和個人尚不具備大規模搜集個人信息的技術能力，特別是日常信息。
事實上，即便是能搜集，也只能停留在傳統的人事檔案管理等重要事件上。至多，再加上各類名譽侵犯等糾紛。至于我們這些普通民眾嘛，一般機構基本關注不到我們。
世界是怎么產生變化的呢?大概，要從“大數據”悄無聲息地“侵噬”我們的生活開始。
“石油”
不妨以“大數據”的應用為界限，將我們的互聯網生活分為前互聯網時代和后互聯網時代。
很明顯，而當后互聯網時代來臨時，一切規則都變了。不妨仔細想想，你的音樂app是不是越來越懂你聽歌的心情了?新聞app上，你感興趣的新聞是不是怎么也刷不完?地圖類app、打車軟件是不是總能準確識別“家”、“公司”、“健身房”的具體地址，并且帶你完美繞過擁堵路段?
為什么一個機器能做到這樣?
一切源于大數據的應用。胡凌指出，后互聯網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個人隱私和數據可以被更加便利地公開、搜集、聚合、分析和使用，規模之大超出了想象。恩，至今我們仍無法判斷這個過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有多大。
簡單做個對比，大家都知道，古往今來，掌握客戶心理都是商家取得成功的制勝法寶，那么在這個問題上，過去和現在的企業分別是怎么做的呢?不難回想，前互聯網時代，無非是問卷調查，電話訪問、實地走訪、會員卡……且不說想要分發給足夠量的用戶本身就是個很大的問題，單是這些數據的統計和整合，就是個浩大的工程。
那么后互聯網時代呢?誠如《經濟學人》所說：數據就是新時代的石油。根本不用企業主動出擊，網絡大數據幾乎可以搞定一切。事實上，其實我們聽的每一首歌，叫的每一次外賣，打的每一次車，都可以被企業獲取，成為其海量數據中的一點一滴，然后被拿來做深度的數據分析，轉而用于商業中。
當然，從現實環境來說，并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是石油。大多數時候，只有具備了相當規模的量，足夠廣闊的覆蓋面和足夠精準的數據源，數據會有足夠的價值。
企業們當然也深諳這一點。不信，你看看各大互聯網企業狂飆突進的“圈地”運動。諸如滴滴之類的新興獨角獸正不斷靠燒錢、補貼拓展用戶數量，而像騰訊、阿里一類的互聯網巨頭則一刻不停地兼并小的互聯網企業，開設各類大數據研究中心，爭相變得更“懂”他們的用戶。
裸奔
聽起來非常完美，企業為用戶提供便捷、廉價的服務，用戶則在享受服務的同時，“順便”貢獻出自己的數據，兩得其所。
但問題是，通過科技手段收集來的數據，能像傳統的問卷調查一樣，淡化甚至完全抹去用戶的個人信息嗎?換言之，大數據時代，我們怎么去確定，這些企業搜集信息的過程中，不會精準定位到個人呢?
政府不能保證，企業無法保證，廣告商同樣無法無法保證。
斯諾登事件大家肯定都知道，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在2013年報道，國家安全局(NSA)和聯邦調查局(FBI)于2007年啟動了一個代號為“棱鏡”的秘密監控項目，直接進入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中心服務器里挖掘數據、收集情報，包括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等在內的9家國際網絡巨頭皆參與其中。
其實，早在不同場合，百度公司總裁張亞勤就說過，“斯諾登事件”之后，絕對隱私已經不存在。
物聯網的興起，則更加劇了這種矛盾。如今，任何物品都可以被設計成通過傳感器搜集和發送信息的模式了。以智能家居為例，你的家具不僅會記錄你的一言一行，還會把這個數據匯集入終端，只要他們想，這些數據可以被“賣”或轉移給任何人、機構、組織。否則，你在淘寶網搜索的商品，怎么會出現在當當網的廣告推送中呢?
更值得正視的是，我們已經離不開這樣一個社會了。根據相關統計，2017年微信的用戶已經超過了9億，支付寶用戶已經超過5億，滴滴日均單量已經達到29.5萬單……新經濟已經隨著現代商業的發展融入所有人的生活中。
而身處這樣一個大數據時代，我們除了“裸奔”，似乎別無選擇。
邊界
既然無法回避，那就得正視這個問題。
通盤考慮，不可否認的是，大數據技術其實是人類科學發展的必然成果。把錢放到銀行安全還是藏在枕頭底下安全?通盤考慮，肯定還是前者;為了個人的隱私安全，從此不用移動支付，不點網絡外賣，不用網絡專車?這大概也沒幾個人能做得到。
對于政府來說，其重要性同樣值得關注。它不僅能幫助提高國家能力，加強對某些領域的監管，還可以對社會群體行為進行預測，防止恐怖行為和騷亂。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它不需要約束。既然我們無法拒絕這個時代，那至少還得有個邊界。
2015年12月15日，歐盟執行委員會曾通過一份《一般數據保護條例》，被認為是目前國家上最嚴格的數據保護法律。尤其是巨額的懲罰上限：對于不太嚴重的違法，罰款上限是一千萬歐元或前一年全球營業收入的2%(兩值中取大者);對于嚴重的違法，罰款上限是兩千萬歐元或前一年全球營業收入的4%(兩值中取大者)，讓很多科技型企業望而卻步，也讓不少國際互聯網巨頭吃了虧。
我們當然不是要學這么嚴苛的法律，畢竟，對于對于發展中的事物還是需要一些耐心和信心，而大數據更是可以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的事物。但是平心而論，中國對數據安全的立法，的確需要跟上了。
比如，關于數據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問題，就非常值得關注。打個比方，用戶用微信聊天，這個聊天記錄是屬于用戶還是平臺;獲取聊天記錄需不需要本人同意;平臺在未告知本人的情況下將聊天數據用于商業用途，該怎么定義這種行為?這一切都亟待相關部門出臺相應的法律和制度。
而這，既關乎商業倫理，更關乎每個人切身利益，絕不容忽視。
